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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浙江商道最庞大的游商部落（第1页）

从昔日十大商帮中的宁波帮、龙游帮，到现在横空出世的“浙商”群体；从昔日“无宁不成市”、“遍地龙游”，到现在散居各地的浙人商铺、“浙江村”、“温州城”、“义乌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浙商强大军团，浙商老枝萌新芽，超越了晋商、徽商，成为新时代中国第一商帮。

1．重商而不耻言利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说的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的行为影响，包括自然环境资源和人文环境资源，其中人文环境资源更为重要。一个地区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一是得益于便利的交通体系，二是受惠于厚重的商业文化氛围。研究浙商崛起的原因，当然也要从这两方面着手，其中，商业底蕴和商业传统更为重要。

浙商虽说是近代才崛起的一个地域性商帮，但浙商的历史却并不短暂。在《史记》记载中，中国最早的大商人也就是后代商人的鼻祖陶朱公范蠡，就是战国时期越国的名臣。被世人尊崇为“商圣”的陶朱公，在浙江绍兴留下众多的流风遗韵，成了浙江绍兴历史传统文化中颇为精彩的一页。

当年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洗刷了会稽耻辱。勾践因此而称霸，范蠡号称上将军。返回越国后，范蠡认为盛名之下，难以长居久安，而且勾践的为人是可以跟他同患难，很难跟他同安乐，于是就装上他的轻便珍宝珠玉，私自和他的家仆随从乘船飘海而去，最终也没有返回越国。

范蠡泛海来到齐国，改名换姓，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耕作，辛勤劳苦，努力生产，父子治理产业，住了没多久，财产达到几千万。齐国人听说他很贤能，请他做丞相。范蠡慨叹道：“做平民百姓就积聚千金，当官就达到卿相的地位，这是平民百姓所能达到的顶点了。长久地享受尊名，不吉祥。”于是归还相印，散发所有的家财给朋友和乡亲，携带贵重的珍宝悄悄离去，到陶地定居。

范蠡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贸易交换的道路畅通，做生意可以致富。于是就约定父子耕种、畜牧、贱买贵卖，等待时机转卖货物，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住了没多久，就积聚财产累计达到万万。天下人都称他为陶朱公。

陶朱公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将居住的村庄命名为陶村，为他修建了墓地，盖起了碑楼，修建了庙宇，供奉陶朱公这位早期浙江富商的泥像至今保存完好。民间商会世代祭祀陶朱公这一习俗，一直流传在古城这块土地上，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范蠡留在绍兴的遗址很多，如蠡城、吼山、南池、陶朱公庙、范蠡祠等等。经历了千百年的沧桑巨变，蠡城、吼山、南池等城廓依然存在，而几处祠庙则因年久失修而湮没无存。惟有他经商致富的“陶朱遗风”却被永久地留传不息。

旧时绍兴的商会是各行各业的总会，会长一职例由本地殷实商铺的东家且在商界中享有威望者担任。会内藏有一幅装裱讲究的商圣像，画面上那位衣冠古朴、道貌岸然的长者就是陶朱公。每逢年节，这幅画像悬于中堂。点香焚烛后，自会长开始，依次向陶朱公像行跪拜礼，其礼之隆重，较之民间祭拜祖宗神保远有胜之。

商会祭拜陶朱公，一是为了不忘圣祖，二是为了秉承祖训。盖因陶朱公在经商贸易上的薄利多销、四通贸易、物价之贵贱源于供求之余缺等等，后来均被视作商界久久奉行的商业道德和准则，而陶朱公的散财济贫也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共同推崇的一种美德。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兴盛于19世纪的宁波帮（中国十大商帮之一）被认为是徽、晋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强的地缘性商人群体。其之所以能在国内外商场上十分活跃和成就卓著，或许与崇尚“陶朱遗风”和虔诚礼拜陶朱公不无关系。

2．耻于贫困，立志脱贫

浙江人耻于贫困，立志脱贫，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贫穷是一笔财富，让人生计艰难，又给人试图摆脱它的动力，为实现自我助燃。一个人只要不甘心清贫，那么贫穷就是成功的基础。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世界上一切产业，只要人们勇敢地坚持去努力，就会获得成功，贫困的环境就可以打破。

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创业失败后，陈言礼和一位同乡从国内有名的江苏丹阳眼镜市场批发眼镜贩到内蒙，在包头东河区支起了眼镜摊。不过这只是谋生的权宜之计，一直想赚大钱的陈言礼时刻在寻觅新的致富良机。在与蒙族群众的接触中，他发现，当地居民有爱吃糕点的习惯，几乎家家都喜欢面包、奶酪，而当地食品厂较少，且制作不够精细，陈言礼便动了办食品厂的念头。

恰巧，锡林郭勒盟的一个部队食品厂对外承包，陈言礼东挪西借甚至不惜高利贷，凑齐资金将食品厂承包下来。为了挖掘市场潜力，陈言礼一方面深入调查当地民众和官兵的口味特点，一方面从南方引进先进的糕点制作技术。每天凌晨四五点钟，陈言礼就已经起来和面、醒面、烘烤、外卖。冬天零下40多度的低温使人呵口气就可结成冰花，寒冷彻骨。凭着自己的胆识和智慧，凭着对顾客的优质服务，陈言礼的糕点生意越做越好。第二年底，陈言礼不但还清了所有欠款，还净赚5万元。

由于陈言礼经营有方，在激烈的竞争中，他的食品厂能胜出一筹，效益可观。随着身边同行逐渐增多，效益又都不错，陈言礼萌发了新的念头：既然有这么多人争做糕点，那么卖电烤箱、打蛋机、和面机等食品机械一定畅销。为此，陈言礼果断地退出效益正好的食品厂，南下温州、上海等地和当地食品机械厂取得联系，顺利成立了呼和浩特、通辽、长春三个食品机械销售处。

在竞争中，他逐步发现生产、销售一条龙要比单纯的生产或销售更能赚大钱。为此，他又与人合作在温州老家办起了食品机械厂和包装机械厂。有了自己生产的产品，大大降低了成本，然后陈言礼便开始选择销售市场。最后他选中了东北市场，在东北各大城市的权衡中，他又选中了长春作为总经销处。这不仅因为长春对他来说并不陌生，而且又可作为圆心辐射内蒙、黑龙江、辽宁等省。在长春，他又看中了人流比较集中的火车站，在其附近开办了长春市天池食品包装机械商场。优越的地理位置、低廉的价格、丰富的品种吸引着来自东北各地的客户，每年都以十几万元的利润递增。

浙江人善于动脑筋，相信个人的本事，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手艺高超的浙江师傅，但却很少看到可怜巴巴的浙江乞丐。面对生存，浙江人敢打敢拼，事无巨细，都力求做好。这种吃苦耐劳、精明能干的品性，使浙江人在各个行业中都是好手。

3．坚韧执著成就梦想

无论是经商，还是为了完成一种心愿、一种事业，“执著”二字总能体现出一种人生态度。

在当代，浙江人的思考方式和人生目标是为了更多的钱，立更大的业。“执著的浙江人”已经是人们对浙江人的一个基本共识，想到浙商，就会想到他们的执著。

在浙商群体中，台州人李书福的行为方式就是那种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底的固执，是一种不惜挑战权威、粉身碎骨的坚定。李书福认为，一个人一辈子要干成点什么，不坚持是不行的，什么话都听也是不行的。国家的产业开放政策有一个逐步到位的过程，有些“红灯”只是暂时的，只要是顺应潮流的事业，认准了再困难也要坚持到底，“红灯”虽不能硬闯，但缓行或绕道也是可行的。李书福当年搞装潢业、摩托车业开始有意执著，甚至有些固执，此后又把这份执著寄托于汽车制造。

当初李书福发现装潢材料利润惊人，而国内却无生产市场尚是空白状态，便有意做这个行业。当时有人笑他：“中国人哪搞得了高档东西。”他却拍案而起，倾囊2000万元成立了装潢材料厂，集中当时手下所有技术人员全力攻关，在1990年搞出了国产第一张美铝曲板，各项质量指标均可与进口同类产品媲美，而价格仅是其三分之一，该产品迅速畅销全国。至今装潢材料已是李氏家族企业吉利集团的支柱产业，年产值5个亿，而台州也在李书福的带动下成为国内最大的装潢材料生产基地。

1993年，李书福去一家大型国营摩托车企业参观，羡慕不已，向该企业提出代做车轮钢圈的配套。对方表现得很轻狂：“这东西不是你们民营厂能做的，该干啥干啥去吧！”李书福这一气非同小可，他下决心不仅生产摩托配件，还要生产摩托整车。好心人也劝他：搞摩托车，弄不好是会把企业做死的。李书福偏不信邪，仅用了7个月时间，就攻克了曾取笑过他的那个国营大厂没有攻克的难关，率先开发出了国内同行一直没有解决的摩托车覆盖件模具，成功研制出四冲程踏板式发动机，生产出国内第一辆踏板式摩托车。

但进入摩托车行业，还是要经过一番波折的，最严重的障碍就是体制的“红灯”。汽车摩托车行业从前一直是国家垄断性生产，是民营企业不能涉足的禁区。李书福想到了绕道而行，于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厂就这么建立了起来，而这个厂要走向市场靠的是“借船出海”的策略。回到浙江后，李书福找到了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浙江临海邮政摩托车厂，借他们的招牌生产吉利摩托车。当时这家厂已经停产，李书福便花钱购买他们的许可证，每生产一台吉利摩托车给该厂几百块钱，就这么一转弯，绕过了政策障碍。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五六年，直到1998年，原机械部才在李书福兼并台州一家负债国企后，正式批准了吉利摩托车的生产权。

李书福搞装饰板和摩托车开发成功后，并没有坐下来歇口气，而是做出了更惊人的决策：生产小汽车。造轿车是李书福自小即有的最大的梦想，多年来他一直在琢磨：作为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中国汽车业应该有更大的文章可做，而老百姓买得起的轿车在市场上还没有。国有汽车制造业一直忽视低端市场的开发，使汽车成为普通百姓不敢奢求的产品。中国人渴望拥有自己的小轿车却买不起，潜在的需求巨大得惊人。所以，早在吉利摩托车产业仍在“地下”运营之时，李书福就决定要着手研制汽车。

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严格限制轿车生产点的通知》，明确规定：除长春、十堰、上海、天津、广州外，全国范围内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点上马。这一规定令想要进入轿车生产领域的李书福一筹莫展，眼瞅着跨国汽车巨头越来越广泛而深刻地进入中国市场，李书福心急如焚，他的眼里闪着焦灼的光芒，他的语言开始变得急促。

“我们要做的事很多，也很有意义，但国家的一些行业政策还没有对民营企业开放。所以我就想请国家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允许我尝试。”“我最大的梦想就是造小轿车，尽管这条路很艰难。”李书福到省里找到相关部门，要求生产汽车。主管官员立刻瞪大了眼睛，看着这名台州人好像在看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疯子。尽管得不到主管部门的许可，固执的李书福还是在临海征地850亩，打着摩托车的牌子，筹建吉利豪情汽车工业园区。

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次次到北京奔走呼号，辗转于各管理部门，李书福学会了委婉，语气也柔了许多，情真意切地恳求：“请允许民营企业大胆尝试，允许民营企业做轿车梦，几十亿元的投资我们不要国家一分钱，也不向银行贷一分钱，一切代价民营企业自负，不要国家承担风险。请国家给我们一次失败的机会。”

1997～2001年，李书福一直在为许可证奔跑，忧心如焚，头发掉了不少。迫不得已，李书福只好再次实施自己的“绕路”计划：司法部下属一家生产小客车的四川企业濒临倒闭，经过多方努力，李书福与该企业达成了合作协议，对方以目录、产权、部分设备等折价入股，吉利集团方面投入1400万元，以“四川吉利波音汽车制造公司”冠名的企业由此成立。李书福再一次借船出海，拿到了小客车、面包车的生产权，迈出了渐进式生产的第一步。

1998年底，第一辆两厢“吉利豪情”家用轿车也从临海工业生产线下线，李书福搞了个“下线仪式”，将“吉利豪情”的市场定在4。49万元，成为当时国内最便宜的“电喷车”，其优越的性能价格得到了众多家庭购车者的关注，市场需求逐渐上升。国产家用轿车市场被李书福唤醒了，跃跃欲动。在这一方面，李书福不但走在了国产轿车企业前面，也走在了上海通用、天津丰田等技术合作企业之前。

现在李书福正将自己的梦想一步步变为现实，生产的吉利车系因价格低质量好受到老百姓的青睐，吉利集团也已经成为上市公司。无论时空如何转换、环境如何变迁，这位中国民营汽车业的先驱人物，都像大多数中国富豪一样，在创富历程中坚守着自己的梦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在浙商的梦想上面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李书福所代表的浙商精神告诉我们：人生在世，做事不容易。万事开头难，开创事业，举步维艰，如果没有坚忍的毅力，恐怕会半途而废。只要经受得住考验，志坚不变，一定能够把事做成功，永远不停息地走下去，直至进入最为理想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