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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生活与文学新生面（第1页）

进入20世纪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在于一群具备实力和锋芒的青年作家走上了文坛。当我们还来不及做出应有的心理反应时，这一茬人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他们显得是那么突兀，那么不可思议。但是更多的读者发现，他们把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表现得更直接了些，把我们正在发生的心理传达得更贴切了些，把我们这个时代的遭遇、情绪和精神处境表现得更准确、更率直、更真切了些。人们有理由这样认为，他们是一群与我们的时空同步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是90年代的一道新的文学景观；而他们的出现，也正是一个新的文学层面的诞生。

这是一茬在60年代出生、90年代前后在文坛上出现的青年作家们。

经验告诉我们，一位作家或一茬作家的出现，与当下的创作态势、文化处境和精神遭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往往就构成了他们存在的秘密和发展的前提。如果说，在80年代或更早出现的作家们，是带着思考各自话题的习惯和寻求新的变化的愿望而走进90年代的话，那么，这一茬新出现的青年作家，则无疑是文学进展到90年代时的最新成果。准确地说，他们正是90年代的产物。在90年代新的时空下，这一茬更为年轻的青年作家得以走上文坛，正在于他们明显疏离了前几茬作家习惯关心的话题，而与社会的新的变化和进展保持了同步相向的趋势，这也是他们能够脱颖而出，并正在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80年代的文学，是以对表现疆域的拓展和掘进、对表现手段的探索和实验为其显著特征的。与前几茬作家相伴随的是冲突和对抗、肯定和否定、张扬和摒弃、试验和沿袭、超前和滞后、创新与守成、反拨和建立等源远流长的话题。直至今天，我们仍然能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感受到来自不同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的碰撞和对举。这是一个不断被文学创作中的“风”“热”“浪”“潮”所裹挟着，同时又不断地试图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化过程。而我们所说的60年代后出生、90年代走上文坛的这一茬青年作家，则明显缺少这一方面的文化经历和精神遭遇。

他们得以从旁观者的姿态去面对这一切，看待这一切，而保持清醒的认知。这种高蹈的姿态，决定了这一茬青年作家的新的文学属性。在这一茬作家的创作中，被前几茬作家所看重的，往往是他们的不经意之处，而为他们所重视的，又往往是前几茬作家的经历所不逮的；同时，前几茬作家所创造的思想和精神成果，正是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起点和前提。——文学的主题就是这样在他们这里得到了理所当然的传承、接替和变异。

因此，把个人的情绪和遭遇与时代的生活面貌和精神处境勾连在一起，谋求与90年代社会的契合，体现中国社会新的进展，这正是他们的文学努力。以一种消解的姿态，达到对文学的整合；以反先锋的方式，回归到朴素的情感状态；以个人化的方式，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这正是这一茬人的文学用心。

一茬人有一茬人的生活遭遇和精神处境，一茬人有一茬人的情感内容和表达方式，一茬人还有着自己难为他人所能道出的生存秘密。更何况，这一茬作家站在世纪之交的边缘上，他们注定是要走向一个新的世纪的。他们的感触、他们的体验、他们的思想就有着更为生动、更加特出的内容。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必将在人们的心灵史上留下深刻难忘的精神印记。而这一茬青年作家的创作实践，也将焕发出特有的艺术魅力。

并且，从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锐气和活力。

他们还来不及重复自己，还来不及建立自己的套路和模式，而更多是把自己质朴的感受和年轻的体验展示给人们。因此，他们的作品带有着一种鲜活、一种清新、一种无拘无束。而这正是我们的文学创作所应该珍视的活力。毫无疑问，他们给文坛注入了一种生气，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当然，他们也有自己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他们还来不及拥有更为丰富的人生体验，但是他们在与文学一起成熟。关注他们，就是关心我们文学的现在，就是对我们文学的新的发展所应该保有的一份必然的信心。

“新生代小说系列”，李师东主编，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1月版，收有徐坤的《热狗》、张旻的《犯戒》、毕飞宇的《祖宗》、何顿的《太阳很好》、鲁羊的《黄金夜色》、韩东的《我们的身体》、邱华栋的《把我捆住》、刘继明的《我爱麦娘》共八部作品。

“新生代小说系列”总序，写于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