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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全面出击（第2页）

多方面权衡考虑下，1919年1月，杜邦法律总顾问约翰·拉斐，和其他国内染料生产商共同会晤了负责监管国外专利的米切尔·帕莫，商讨如何处置被没收的德国专利。这次会议后，相关企业共同建立了非营利性组织即化学基金会，以271000美元的价格，从外国财产监管局买下了5700多项专利。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专利并没有马上转化成为企业竞争的优势，杜邦家族依然缺乏染料制造的实用技术。这是因为很大程度上，如果没有德国的工作人员，大多数到手的德国专利是无法被直接使用到生产中的。为此，小伊雷内与执行委员会最终在1920年7月达成一致看法：聘用德国技术专家，进入杜邦的实验室工作。

今天的杜邦可能并不愿意承认，当年吸引德国技术人员的主要手段是贿赂。他们以丰厚的物质条件，将专家们从经济衰败的德国本土，引诱到遥远的美国，最终来到威尔明顿。除此之外，杜邦公司可能还利用了一些其他非常规的手段。

1921年2月，德国科隆地方政府发出了对四位本国科学家的逮捕令，他们是约瑟夫·哈斯兰德博士、海因里希·乔登、奥托·朗格和马克斯·恩格尔曼。表面上，他们都是拜耳公司多年的忠诚雇员，但暗中却都接受了杜邦公司的指令行事。根据逮捕令描述，这几个科学家同苏黎世一位名叫孔泽尔的博士合作，非法盗窃贵重配方和材料。据说，他们当时用一辆卡车将文件和图纸偷偷运送通过德国和荷兰边境，而这辆卡车恰巧被荷兰边境检查员发现并扣押，并连车带人送回科隆。

此后，两名科学家神秘失踪了，而朗格和哈斯兰德，则在一年后出现于威尔明顿杜邦公司的实验室中，以努力投入的工作，领取每年25000美元的优渥薪酬，这样的薪酬水平，是他们在德国做梦也无法企及的高收入。对此，小伊雷内理直气壮地宣布：“杜邦公司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或商业原则，而德国卡特尔提出的这些指控，不过是它们所策划的活动，目的是阻止在美国发展一项工业……”

有了德国科学家的协助，杜邦公司对专利的应用开始变得得心应手。1924年，杜邦购买了将空气中氮气加以固定的克劳德制作法使用权。这种专利方法改良了杜邦公司于1919年通过瑞士购买的德国制作法。利用新加盟的技术力量，杜邦家族将这一方法作为制造氨的基础进行运用，并在西弗吉尼亚州的贝尔创办了一家高压合成工厂。从这家工厂里，生产出了供冷藏工艺使用的氨，供飞机和其他民用用途的无污轻质塑料，供肥料和药品生产使用的尿素，以及用于防冻溶液制造的酒精溶剂等。

所有的新产品，都和杜邦公司制造火药的本行密切相关。但在市场营销角度来看，这些新产品需要一个平台，将它们组合起来，推向更为精准的市场。

正是在寻找平台的过程中，杜邦家族赢得其努力的最佳奖励：通用汽车公司。

角力杜兰特

杜邦公司在20世纪的发展历史，与通用汽车公司密不可分。客观而言，杜邦家族只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教父”，他们在发掘该企业的潜力并指导其发展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此之前，通用汽车公司的诞生，却要归功于底特律的“小巨人”威廉·卡波·杜兰特。

1908年，凭借着丰富的创造力和勇猛的干劲，杜兰特创造出其一生中最好的商业作品：通用汽车控股公司。两年后，这家1200万美元资本的企业，在密歇根州的制造业中独占鳌头，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吞并了该地区诸多相对弱小的汽车企业，包括卡迪拉克汽车公司、奥尔兹莫比尔汽车公司、奥克兰汽车公司、洛斯威汽车公司、韦斯顿·摩特公司以及其他15个企业。如果不是因为银行家们的种种顾虑，这位“小巨人”甚至打算买下当时技术和生产力量最强的亨利·福特汽车公司。

然而，在大规模的扩张同时，杜兰特没有意识到危机悄然逼近。很快，他耗尽了手头可周转的现金，更危险的是，1910年的经济衰退到来了。在双重困难之下，杜兰特被迫在这一年将手中的股份控制权以5年合同期转让给波士顿和纽约的银行辛迪加，从而换取企业急需的1500万美元贷款。20世纪刚刚到来，但金融家通过手中掌握的金钱资本直接支配大企业，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

虽然杜兰特做足了准备，但危机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1910年5月，通用汽车公司旗下最主要企业之一的别克公司突发资金危机。由于该公司在过去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将生产规模、人员队伍和基础设备扩大到原先3倍，导致生产能力过剩、产品滞销、资金不足，工厂正常生产的经费都无法得到解决，更不用说人员的工资和奖金。别克公司上下顿时陷入恐慌之中。

为了挽救别克，杜兰特火速赶回了底特律，希望能够从自己发迹之地贷款50万美元，条件则是用其最早建立的企业——杜兰特马车制造公司的全部股份作为抵押，向纽约和波士顿银行辛迪加再次借款。当年，杜兰特发迹依靠的正是这家公司，其股票价值自不待言，银行辛迪加同意了贷款项目，别克公司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但杜兰特也被迫失去了对通用公司的控制权，只是以公司董事身份兼任副总裁。

然而，通用公司下辖的凯迪拉克和奥斯莫比两家汽车公司的情况并不比别克公司更好。他们同样面临着令人头疼的问题，由于扩张速度过快而经费短缺，员工的薪水都无法保证正常发放，几乎随时都可能被发酵成为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当年夏天，由于情况紧迫，杜兰特不得不再次向银行求救，他想尽办法，获得了一笔270万美元的贷款。不久之后，又再次贷款500万美元去支付之前的原料、材料贷款。至此为止，杜兰特的肩膀已经不堪重负。

此时，通用公司的汽车产品却行情良好，销量猛增，甚至达到了上一年的两倍。然而，由于贷款来源接近枯竭，通用公司的前景并不乐观。杜兰特心急如焚，在向密歇根州各家银行贷款之外，还求助过纽约各家银行。但精明的华尔街各大银行受到摩根家族的控制，没有人敢于打破协议，轻易向杜兰特贷款。

遭受挫折的杜兰特并不服输，他既然无法全面控制通用汽车公司，便决心重新建立事业。1911年，杜兰特孤注一掷，以通用获得的利润，新建雪福兰汽车公司，计划利用雪福兰公司的盈利买回银行辛迪加手中的股权。这样，他不仅能够拿回通用汽车公司的控制权，还会赢得更大的事业规模。当所有计划安排妥当之后，杜兰特开始着手寻找拥有可靠财力的同盟者，投资自己这一宏大的计划。

此时，皮埃尔·杜邦和杜兰特的命运终于发生了交汇，而连接两者的关键点，竟然再一次落在财务总监约翰·拉斯科布的身上。

拉斯科布跟随皮埃尔多年，对他可能感兴趣的市场信息也同样给予充分关注。当他听说杜兰特寻求合作者的消息之后，立即来到皮埃尔的办公室。

“皮埃尔先生，您应该考虑，用82美元一股的价格，购买一定数量的通用汽车公司普通股票。”拉斯科布诚恳地建议道。

皮埃尔相信拉斯科布的眼光，但他还是谨慎地问道：“那么，关于这家公司，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拉斯科布双眼闪烁着兴奋的光：“先生，汽车将会很快在整个美国普及，每家每户都会购买最少一辆汽车。相信我，不管杜兰特自己如何，通用汽车公司一定会成为伟大的公司！”

皮埃尔满意地点头，认可了拉斯科布的说法。其实，他关注通用公司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杜邦家的投资规矩是不可动摇的，他必须确定对方值得自己花钱去长期持有股票，而不是赚取一时的利益。这一点，正如大半个世纪之后被誉为股票投资之神的沃伦·巴菲特所说：“如果你不打算持有一只股票十年，你甚至连十分钟都不需要持有它。”

看到皮埃尔心意已动，拉斯科布受到了鼓励，他随即认真分析起目前情况。他向皮埃尔汇报了杜邦公司的生产和财政状况，进而指出，通用汽车公司的窘境只是暂时和短期的，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战备物资很快就会进入市场，钢铁、石油、橡胶这些原本制约汽车工业发展的原材料，会变得十分丰富。再加上战后美国人民经济条件的改善，必然会出现民用小汽车供不应求的态势。如果能设法入股甚至掌控通用汽车工业公司，就可以为杜邦公司的资本找到新的营利点，也能为多余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皮埃尔最终采纳了拉斯科布的建议，购买了对应数量的通用公司股票。这一决定很快就被资本市场证明了其正确性。到1915年夏天，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已经上升到200美元一股，进入秋季之后，价格上升到350美元一股。这样的杰出表现，让皮埃尔感到很是振奋，他决心增加对通用公司的投资。

与此同时，通用汽车公司和雪佛兰汽车公司有了充足的盈利，使得杜兰特有能力偿还银行辛迪加的贷款，但今非昔比，此时他想要重新取得控制权，就要取决于皮埃尔的态度。由于杜兰特和银行辛迪加为领导权不断争夺却又难分胜负，拥有3000股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的皮埃尔，俨然成为股权结构中“关键的少数派”。一直以来，他听从了拉斯科布的建议，不为短期利益而动，在双方的斗争中严守中立立场，采用作壁上观的态度，既不明确支持杜兰特，更不倒向银行辛迪加。现在，他已经成为两派都不得不信任并试图拉拢的力量。

最终，杜兰特沉不住气了。11月12日，当杜兰特在新董事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表露自己想要收购更多股票的愿望时，得到的是银行家们冰冷的拒绝。到12月，杜兰特卷土重来，他出售了手中的雪福兰汽车公司股票，组织了一家新的辛迪加财团，买下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大宗股票，试图实际控制公司。

然而，这已经是杜兰特最后的冲击了。

1915年12月21日，圣诞节即将到来之时，皮埃尔一大早就在家中迎来了威尔明顿的地方报社新闻记者。皮埃尔慢悠悠地将客人带到会客室，心中早已料定对方会说什么。

“杜邦先生，有传闻说，您和威尔明顿兵器公司已经秘密共同买下了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份，这是否属实？”果然，记者开口就说中了皮埃尔的预想。

皮埃尔揉揉惺忪的睡眼，为记者倒满了一杯热咖啡，问道：“对不起，您说谁？谁买了通用汽车的股票？”

“当然是杜邦公司和威尔明顿兵器公司啊！”

“当然不会！”皮埃尔付之一笑，什么都不打算再说。但记者立刻递过来一份早报，上面是杜兰特昨晚刚发表的谈话，偌大的标题写道“杜兰特称杜邦和威尔明顿兵器联合收购，通用汽车60%股份现已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