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么办啊?为什么就不能让我有一个正常的人生呢?
在我下定决心举起筷子的时候,面也已经凉了,这时有人敲开了我家的门。
“请问是黄婉瑜吗?我们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想来带你去做一个检查,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好吗?”
门外站着两个身穿便装的叔叔,我开门时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尽量不和他们有所接触。
在我的想象中,我应该会被几个穿着厚厚防护服的医生带走,毕竟HIV是大家都知道的绝症,一旦染上就是死路一条,谁也不想碰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上天又给我悲惨的人生开了一个玩笑。
在那个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里,专业的工作人员给我做了全身检查,发现我除了有点营养不良以外,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我还在里面学习了关于HIV的更多知识。
原来HIV病毒的传播途径,只包括血液传播、性接触传播、母婴传播三条途径。
也就是说,就算是我和患者握手、拥抱、交谈、共同用餐、共用浴室,都不会感染HIV病毒。
而且他们会为患者的感染信息进行严格保密,以防止被社会歧视,街坊邻居之所以都知道我家出了这件事,完全是因为父亲查出来的当天,就在家里闹得天翻地覆的,让整栋楼都听到了。
自作孽不可活,这句话放到后来,也同样对他适用。
他们在防控中心留院观察了几天之后,就可以自行回家了,医院建议他们接受系统的抗病毒治疗,并且会跟踪他们的病情发展情况。
或许作用不是很大,但是我却感觉到了一抹真情,虽然这抹真情也是需要支付真金实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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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回来之前,我向班主任请了假,一直待在家里,还将三个房间重新打扫了一遍。
那天下午她推开门的时候,肉眼可见的消瘦了一圈,她红着眼眶就站在门那里,好像害怕进来再将房间弄脏了。
“妈妈,你回来啦?”
“嗯……”她捂着嘴,想说些什么,又扭开头靠在了门框上。
而我的父亲则提着一打啤酒,手里还拿着一瓶开过的,一边挤进家门,一边嘟囔着:
“扫把星……真不该让你们来老子的房子里。”
我没有搭理他,而是走过去抱住了我的母亲,她一开始十分抗拒,我就安慰她我不会有事的,我的体质对这种病毒是免疫的。
她听到后才松了一口气,也紧紧地抱住了我。
母亲的文化有限,这个善意的谎言可以让她尽快安心地接受我。
第二天,她送我回了学校,相约月末的时候再来接我,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和母亲的那一别,竟然就是一辈子。
班主任找我私谈的时候,我们全班都在紧张地看着墙上那一张半期考试名次表单。
我的名字很显眼地挂在最上面,年级第一。
在我思考该怎么和母亲分享这份喜悦的时候,班主任找到了我,告知了母亲的死讯。
母亲自杀了。
她在那个晚秋的夜里,吊死在居民楼前的一棵七叶树上,没人知道她是怎么将绳子挂到十几米高的树干上。
他们只知道永远不要接近那个女人,哪怕她在众目睽睽之下自杀,也绝对不可以碰到她肮脏的身体。
母亲最后的结局,定格在她的三十七岁,她生于晚秋,又归于晚秋。
原来人在极度悲伤的时候,第一反应竟然不是哭,而是淡然地接受既定的事实。
回教室收拾书包的时候,我想啊……母亲在这个世界吃了那么多苦了,去到那边之后应该会得到幸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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